特朗普政权的“美国通吃”：重读第三次抵消战略
以史为鉴，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国家安全报告》里在无论是以中国、俄罗斯为主要竞争对手，还是以倡导关键国防科技领域创新重建军事力量绝对优势，都与第三次抵消战略不谋而合；更不难预测，在第三次抵消战略在实践中丰富完善并融合为代表美国主流政治精英意志的国家安全战略乃至国家战略后，大国博弈将会在不同战略区域和安全领域出现复杂化、激烈化、新型化（高技术化）的发展趋势。如何避免重蹈苏联战败解体的覆辙，在赢得伟大斗争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是走入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历史课题。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石头磨过，变成了改造世界的工具;孤立个体在实践中组织起来，变成了社会的雏形。人类文明的演进，从根本上说就是在生产与作战两类实践活动中进行资源和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丛林法则消亡之前，由国家、民族和阶级等特定利益集团都在惨烈的竞争/斗争中争夺制定创造与分配资源和财富规则的主导权。在不同历史时期，竞争的手段和烈度各不相同。可以是明火执仗的掠夺与屠杀，也可以是表面温文尔雅实际暗流涌动的欺诈和博弈。我们看到，历史上悠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搏杀，实质上都是“人世难逢开口，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2014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在里根国防论坛演讲中正式提出旨在“扭转局面”的第三次抵消战略(Third Offset Strategy)。美国为什么要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比较被认可的答案是：一方面美国深陷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泥潭，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军费开支可能面临大幅度缩减;另一方面，随着高新军事技术的成熟与扩散，其他军事大国在国防现代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当前美国无论是常规军事力量还是战略核力量在整体实力上仍然遥遥领先。在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的2014年，其军费开支为5810亿美元，占全球前十军费支出大国总份额的52.2%;2017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不降反增，达到5827亿美元，仍然高出其他9个国家军费总和。
军力存量和军费投入都具有如此明显的优势，国家周边既不存在军事威胁力量也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美国军方却认为遭到重大挑战，需要通过改变未来战争“游戏规则”来扭转“不利局面”。用传统的安全需求视角解读，这简直就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无病呻吟。事实上，这一表象的根源在于美国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军事战略目的。中国发展和使用军力的核心目的是避免遭到敌国的侵略与威胁，在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中维护自身正当的安全与发展权益;美国争得是全球霸权，以军力上的绝对优势为支撑，通过各种手段在全球范围内主导甚至垄断创造和分配资源与财富的规则体系，从而获取超额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正如丛林中食肉动物必须拥有捕杀猎物的尖牙利爪，美国的战略目标和获利模式决定了其对军事力量必然是“高标准、严要求”，在军事力量发展中也必然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美国可以悍然退出《反导条约》，明目张胆地通过研制和部署各类导弹防御系统瓦解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石：军事大国战略力量均衡;其所谓“潜在对手”仅仅为拓展周边安全范围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A2/AD)，美国就叫嚣其“全球力量，全球到达”兵力自由投送能力遭受严峻挑战，要加紧军事创新构建全球侦察-打击系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利益导向决定国家战略。在拙作《从大国博弈视角解读与应对第三次抵消战略》中，笔者指出，绝不能将第三次抵消战略单纯孤立地视为美军的国防科技发展战略，而应当从在涉及各个领域的大国博弈整体视角中加以解读和应对。在第三次抵消战略各类国防科技创新项目从构想走向现实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12月18日发布了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完成了以国家利益为导向，从国防科技发展战略向整体国家安全战略的扩展与延伸。在这份安全报告中，美国将其主要安全威胁划分为三类：1、中国与俄罗斯等具有较强实力和发展潜力的“修正主义大国”，2、如朝鲜、伊朗等“独裁”、“邪恶”且追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区性国家，3、“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跨国犯罪集团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如果以维护美国传统意义上安全的视角出发，9.11事件以来的恐怖袭击显著说明第三类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心腹大患;中国从未对美国本土发动袭击，也无意损害其正当权益，积极构建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更遑论实力远远不及的地区性国家。若以维护全球霸权为着眼点，美国首要威胁必然是能够对其综合国力“绝对优势”发起挑战的“潜在对手”。如果不能驯服或者战胜这些在全球治理中隐然与霸主分庭抗礼的“大块头”，美国就无法主导和控制资源和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也就无力阻挡逐步瓦解其霸权的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趋势。反之，一旦“修正主义大国”土崩瓦解或俯首称臣，美国就能坐享霸权红利，拥有充足的力量和手段去解决现在比较棘手的“地区性安全问题”，恐怖组织和跨国犯罪集团更不过是根本威胁不到其所构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治安问题”。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在这份报告中所指出的美国核心利益，不仅包含保护国土、人民安全和促进美国繁荣，还会有旨在保证军事力量世界第一的“以实力促和平”和旨在保证文化软实力霸权地位不受挑战的“提高美国的影响力”。美国政治精英眼中的安全，“理所应当”地必然包含其遍布全球的特殊利益。特朗普在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报告》后傲然宣称：美国已经进入棋局并决心赢得胜利。他想要的胜利绝不仅是岁月静好的安全，而是在全球资源与财富分配中“美国优先”甚至“美国通吃”的霸权。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美国“通过把角逐焦点引入自身优势领域并在长期竞争中击败对手”的策略在二战后争夺和维护全球霸权的过程中不断传承和发展。遭受在朝鲜战争中的重大挫折后，面对常规军力有限和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蔓延需求的矛盾，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以核力量绝对优势为依仗的“新面貌战略”(New Look)，稳定“冷战”初期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不利态势。苏联的核力量迅速发展与美国形成战略平衡后，时任国防部长布朗以信息技术和精确制导武器为抓手开启第二次抵消战略(Offset Strategy)。不仅通过夹杂“技术突袭”和“技术欺骗”的博弈策略将苏联拖入虚虚实实的军备竞赛陷阱，更抓住苏联当局内政外交的战略失误，灵活使用具有显著优势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迭出重拳，最终兵不血刃地战胜并肢解了一个拥有2240多万平方公里横跨欧亚两洲庞大疆域的超级大国。以史为鉴，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国家安全报告》里在无论是以中国、俄罗斯为主要竞争对手，还是以倡导关键国防科技领域创新重建军事力量绝对优势，都与第三次抵消战略不谋而合；更不难预测，在第三次抵消战略在实践中丰富完善并融合为代表美国主流政治精英意志的国家安全战略乃至国家战略后，大国博弈将会在不同战略区域和安全领域出现复杂化、激烈化、新型化（高技术化）的发展趋势。如何避免重蹈苏联战败解体的覆辙，在赢得伟大斗争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是走入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历史课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客观评估当前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机遇挑战是我们赢得这场伟大斗争的保证。解读第三次抵消战略，首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美国常规军事力量“相对衰落”只是在现有作战模式下，可用军力与其过于庞大的全球霸权战略目标的暂时不相适应，绝不是真正意义上衰落。恰恰相反，美军仍然是牙尖齿利的“真老虎”凭借其独步全球的国防科技研发力量优势在无人作战、网络攻防、军事航天和复杂系统工程等新兴作战领域中引领着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方向，其他国家如果不能投入充足的战略资源、筹划科学有效的策略加以应对，与美军的能力差距必将进一步扩大。此外，美国仍在相当程度上主导着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拥有遏制(至少是干扰)“潜在对手”发展的强大力量，在其关注的“印度—太平洋”、中东和东欧等战略区域的地缘政治博弈中仍处于攻势地位。整体力量对比中的“敌强我弱”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我们需要面对的客观事实。
美军固然强大，但绝不是不可战胜。中国人民在近代以来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以弱胜强、转弱为强的丰富经验。在看到美国在具有战略博弈力量显著优势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其战略目标过大、全球霸权与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趋势相抵触的不利条件。美军在维护其国家安全乃至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经济利益“特权”中是“真老虎”，但在通过“打遍全球”继续充当谁也惹不起的“世界警察”中则是“纸老虎”。“真老虎”和“纸老虎”的边界是相对的，并随着博弈态势的演化而不断变动。如何在即将开启的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大争之世”中捍卫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我们需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制定科学合理又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智慧。
首先，“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仍然是必须正确回答的问题。我们的敌人绝不是美国人民，相反，美国人民是我们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朋友。我们的敌人是那些妄图遏制和瓦解中国、破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利益集团。这个广义的利益集团分布在世界各国，其势力渗透，甚至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操控着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个利益集团之所以将中国视为重要对手(即使不是首要对手)，不仅在于中国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以及解决国际问题的话语权正在并将持续消解其对全球创造与分配资源和财富规则的主导权，更在于中国提出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对其“强者通吃”的分配模式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与挑战。“次贷危机”以来出现的政治经济问题充分说明，中国方案和中国路线不仅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在全球化中被忽视、被损害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是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有益补充。然而，合理的方案和路线若没有强大的实力与坚实的担当，只能招致敌人的反扑和看客的冷漠，并不一定能争取多少诚挚和坚定的朋友。
在“大争之世”里，我们面对复杂而严峻的风险与挑战，迫切地需要能够“风雨同舟”的朋友。但我们的朋友只能是相信中国路线能够胜利，相信能够从中国方案中获益并愿意共同承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本与风险的国家和人民。因此，我们不仅要提出和完善解决世界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路线，还要在坚持这一方案的过程中战胜敌人的阻挠和破坏、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并让合作伙伴们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唯有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签订和落实一份份互利合作协议，一步步证明在促进可持续共同发展道路上中国方案和中国路线的可行性和先进性，才能争取和团结越来越多的朋友，赢得越来越大的胜利。
其次，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一条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却被善于学习的美国人以“军民融合”的形式应用于历次抵消战略中，成为其塑造和发挥技术优势在长期竞争中击败强敌的重要法宝。以赫赫有名的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为例，这个规模不大的国防科技研发项目管理组织不仅为美军称雄以隐身战机、指挥控制系统和精确制导武器为标志的信息化战争时代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还孕育和孵化了诸如互联网、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远程医疗、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UNIX、半导体、激光器、即时通信、合金材料等一大批具有巨大经济社会效益的科技成果。DARPA在研发管理中，首先以军事需求为先导，集中军队和地方研发资源实现颠覆性创新;在释放创新成果军事潜力后，将技术向民用领域转化;最后，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产品和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完善，进而再次“反哺”服务于军事领域。
借鉴美军在“军民融合”管理模式中的成功经验，能够通过军事与民用技术相互转化，有效缓解“大炮与黄油”，即国防军事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在资源分配中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在科技进步日趋加速，其对生产与作战的影响日益提升的今天，唯有调动和集成全社会的创新热情与智慧，以科技创新为牵引，在“战场”和“市场”两类需求领域实现武器/制造装备、组织编制和作战/生产模式的协同共演化，才能实现“富国”与“强兵”的统一。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深刻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与抗日战争类似，我们今天面对的同样是旷日持久的、敌强我弱的伟大斗争，且博弈/斗争的领域不仅限于军事，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如果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不能唤起全体中国人民的忧患意识和奋斗热情，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共同目标不懈奋斗，也是难以胜利的。当前我们要研究和实行的是广义的军民融合，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胜利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新时代人民战争。
第三，弘扬以生产和作战为核心的朴素文明。文明存在和传承的基础是什么?当然是作为其创造者和承载主体的人的生存和繁衍。人要生存，一是要通过获取和使用资源生产出满足其基本消费需求的产品，二是要抵抗外部环境中的安全威胁。因此，生产和作战是直接作用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文明的本质”。只有当人们吃饱穿暖、击败敌人之后，才能有闲情逸致去唱歌跳舞、吟诗作对，追求精致华美的“文明的形式”。在物质财富相对贫瘠时，民众大多关注根本性的实践活动，主流文化就会带有刚健进取、求真务实的优秀气质，国家民族在艰苦奋斗和英勇善战中日益繁荣昌盛;如果社会财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不断积累并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享乐往往取代奋斗成为流行的价值取向，掌控大多数社会资源的精英阶层关注重点就会从崇尚朴素简约的“文明的实质”转向华而不实的“文明的形式”，“巧言令色，自私自利”的风气成为获取利益的捷径而大行其道，国家能力必定在“举国奢靡，全民腐败”的腐朽文化中江河日下。明乎此，就不难理解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富而不强，贫而不弱”现象：北宋的GDP占世界总额的近三分之一，但仍然在外族入侵的铁蹄下呻吟;鸦片战争前的中国GDP占世界总额的29%，仍然在抗击西方列强屡战屡败中落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1940年的延安在日本与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封锁下经济异常困难，以至于对毛泽东等领导人也只能供应缺菜少盐的一日两餐，但这并不妨碍延安成为当时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中国共产党人在此凝聚起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磅礴力量，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国内外敌人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历史雄辩地证明，资源与财富的分配只能是国家力量博弈的结果，脱离实际过分追求“文明的形式”的国家民族在残酷的竞争中很难不被崇尚以生产和作战为核心朴素的“文明的实质”的对手所打垮。对于弱者而言，积聚的财富不仅不能保有，反而会成为招致战乱灾祸的诱因。当前，中国已成为发展势头强劲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文明的形式”也因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精神需求再一次成为社会关注与追捧的热点。然而，我们务必明确的是，今天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幸福生活植根于先辈们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取得的胜利，未来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取决于当前与妄图遏制和破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凶恶敌人斗争结果。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大争之世”里，我们应该以刚健进取、求真务实的精神面貌去迎接即将到来的风险与挑战。至少，我们在对外开放时，应该聚焦那些与富国强兵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实际经验教训，而不是匍匐拜倒在与中国国情格格不入的“普世价值”教条之下;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应该更多地关注在生产与作战一线不懈奋斗的农民、工人、科学家、实业家和军人，而不是过分追捧那些热衷于通过标新立异进行无聊炒作，甚至屡屡触及社会道德底线的所谓“明星”。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在长征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同志基于对国内外斗争形势的总结和判断，对世界霸权终将冰消雪融、多地缘政治力量极趋向平分秋色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在今天看来仍然拍案叫绝的精准预言。随着这一认识在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深入，毛泽东同志告诫其他领导同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在今天看来，就是要营造和维护有利的内外部安全环境，不断积蓄和发展自己的综合国力，通过“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代替“弱肉强食，赢者通吃”走一条与霸权主义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合乎历史潮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与“美国优先”的霸权逻辑相比具有天然的道义优势。只要我们制定并坚持科学合理又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是“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游翰霖，察网专栏作家，系统科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者】